李镇西：直说了吧，必须警惕“名师工作室”的行政化与繁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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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十年代，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成都市教育局举办了当时称作“首届”，但其实是唯一的一届“青年教师研修班”，我有幸被吸纳其中。正是在这个研修班，我和成都市一批优秀的年轻教师获得了加速度的成长。
但我同样认为，本来“名师工作室”的成果还可以更丰硕、更辉煌——如果我们去掉“名师工作室”管理上的行政化与繁琐化的话。
对头！我今天就直说了吧，要警惕某些地区“名师工作室”的行政化与繁琐化！
既然“名师工作室”的初衷，是促进年轻教师尽快成长，鼓励教育人才脱颖而出，那么就应该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尊重包括名师（导师）在内的“名师工作室”每一位成员的主体性，而不应该过多的行政化与繁琐化。否则，事与愿违。
所谓“行政化”，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加以管理，具有行政特征。“名师工作室”是一个由专家领衔的学术机构，而学术活动的特点就是“自由”。当然，在当今语境下，我不得不做点似乎多余的说明：这里的“自由”仅就学术研讨和观点切磋而言，不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教师在根本的价值观上是与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一致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政治立场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并不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名师工作室”当做行政单位来管理，当做教育局的一个科室来要求——这就是我说的需要警惕的“行政化”。
有些地方对“名师工作室”的行政化管理体现在，以“管理条例”或“考核标准”为依托，对“名师工作室”提出不少强行要求：如每年必须提交工作计划、培养目标、三年或五年发展规划，还必须要有一定级别的科研课题，并有一定的成果显现，有定期验收，包括阶段性考核，学期末或年终都要有规范的总结，还要求在某一时间段里（比如一年、三年或五年），工作室成员必须发表多少论文、出版多少专著、夺得多少赛课奖项、获得多少荣誉称号……
所谓“繁琐化”，就是以“规范管理”“痕迹管理”“精细化管理”为名，对“名师工作室”的日常运行提出许多细碎的、精确的、甚至是形式主义的要求。比如，规定工作室“每月活动”的主题（或是科研课题，或是阅读交流，或是专题研讨），比如要求工作室必须建立网站，或网页，或公众号，定期更新内容；比如规定工作室成员必须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听多少课、上多少公开课（研究课、观摩课、示范课）；比如给每一位工作室成员建立“发展档案”：计划、总结、教案、听课笔记、读书笔记、公开课教案及PPT……而这一切除了文字档案，还要有图片和视频。每学期和每年度还有繁琐的量化考核：细致的考核项目以及相应的加减分，有的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这样一来，“名师工作室”所应有的自主而自由的运行完全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干扰。工作室的重点不得不放在“过程性”的“资料积累”，以及各种“痕迹”的留存保管——很多时候还是“后补”的。为了完成考核表上的各项规定，“名师工作室”的成员往往忙于写相关文章、填相关表格、补相关材料、拍相关照片、录相关视频……
我对要求“名师工作室”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出成果”尤其反感，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我们对学生都要求尊重个性，善于等待，所谓“静候花开”，为什么对“名师成长”就如此急功近利？非要“名师工作室”在一定期限内研究多少课题、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荣誉……其实，如果非要完成也不是做不到，但那可能作假，可能炒作，可能包装，甚至可能用钱去“运作”……而这样“成长”起来的“名师”还叫“名师”吗？
我曾经也领衔过“名校长工作室”和“名师工作室”，因为我的个性或者说我的固执，我实在不愿意就范于“名师工作室”的种种“规定”，于是我和工作室的老师按我们的想法自由而自在地开展活动。
有一年放假前，我接到通知，让我准备相关总结和材料，迎接市教育局对各“名师（名校长）工作室”的三年评估。文件上明确写道：“根据考评结果评选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成都市名师名校（园）长工作室’。”我一看紧张了，因为最近一年“李镇西名校长工作室”几乎没怎么开展工作。我一看那繁琐的自评表，头皮就发麻：总共100分，然后分解成几大部分，又细分为若干小块。如果真要按这个表格填写，真的要累死人。尤其是每一项都要有佐证材料，这把我难住了。虽然前两年开展活动时也有些资料，但一时也难以找齐。尤其是我哪里去找那么多的活动记录、图片、视频、证书等“佐证材料”来证明我的工作室运行正常？当然，如果要临时造假也来得及，毕竟还有两天，我完全可以将“补材料”的任务“分解”给各位老师，但我不愿意违背我的初心。
到了考核那天，我赤手空拳地走进了会议室，向专家们口述了工作室运行的情况，最后我特别说自己关于“名师工作室”行政化繁琐化管理的意见。当时我真的是豁出去了，我想大不了我就不再“领衔”什么“工作室”了。
没想到，我运气好，专家组组长是成都大学的周小山教授，我以前不认识他，但我俩有着同样赤诚的教育情怀。他对我的发言表示高度赞赏，对我工作室的运作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李镇西工作室的工作是一种渗透的、引领的工作，是一个高档次的成都教育发展奠基性的工作！他可能没有以规范的评估表的结构来呈现，但是它却有重要的教育研究、人才成长、自主不断更新的示范价值！这就是名师工作室本来的定位！李镇西的名师工作室应该加高分，高分！”
周教授停了停，说：“另外，我还想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如何评价，我想，我们应该倡导互相之间的相互理解。理解什么呢？作为名师工作室的管理者，要进一步理解名师工作的各种特点，尊重他们的个性。”
这个考核结果让我意外，更让我感动。我想，如果有更多的周小山教授式的专家来评价“名师工作室”，是不是更有利于“名师工作室”的发展，最终也更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呢？
2015年7月，我卸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职务，退居二线。当时的教育局局长潘虹希望我带一批年轻人，这恰好也是我最热衷的事。但是我给潘局长提了一个要求：“请给我自由！”。我希望教育局不要以“名师工作室”的管理办法来规范我，而让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计划”“总结”“考核”“成果”……连名字我都不用“名师工作室”，而叫“李镇西博士工作站”——这是成都市一位著名特级教师的建议。
我的请求得到潘虹局长的全部满足，而且她还给了我意外的支持：经费和设备。也就是说，教育局只负责给我钱，给我活动场地和设备，其他一概不管我！后来潘虹局长的继任者陈兵局长也一如既往地这样支持我。
那我这个“李镇西博士工作站”做什么呢？我不拘一格招募成都市范围内的有志者（没有职称荣誉要求，也没有教育成果要求），每个月搞一次活动：或请于漪、杨东平、程红兵、吴正宪、流沙河、王淞舟等全国知名学者、专家为工作室成员做讲座（反正教育局出钱，呵呵）；或去北京、上海等地考察北京四中、清华附小、建平中学等名校（也是教育局出钱），或由我给他们讲我的教育故事，或由工作室成员互相分享各自的教育智慧，当然更多的时候工作室就是读书沙龙……
我当然给老师们推荐阅读书目，但从不要求写读书笔记；我当然倡导老师们坚持教育写作，但从不检查他们的文章；我也没有要求他们必须在什么时间内评上高级、特级，或获得国家级、省、市级的荣誉称号。但他们个个都有内在的上进心，读书写作都很自觉，带班上课都很用心——在各自的学校毫无疑问都是很优秀的。几年下来，也有发表文章的，出版著作的，评上先进的，被邀请到全国各地讲学的……但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我也轻松，不再为“痕迹管理”分心，也不专注于保留这个资料那个档案，而是琢磨“下一次活动”：给老师讲我成长的什么故事、请哪位专家到成都来开讲座、分享哪一本教育名著、参观哪一所教育创新名校……
五年过去了，搞这个“李镇西博士工作站”，我个人除了正常的工资，没有一分钱的额外收入。但已经有七十多位老师获得成长，我也向他们学习，从年轻人身上重新获得青春的激情。
多年前，我曾写道——
人才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培养”出来的，更别说什么“打造”了。所谓“生长”是生长者自己的事。作为校长、局长，如果一定要说“培养”，那么这“培养”的含义应该是尽可能给“苗子”以自由宽容的人文环境——形象地说，就是尽可能提供生长所需要的土壤、空气、阳光和水，然后就让年轻人自由自在地“生长”吧！既不要吹毛求疵，横加干涉，也不要指手画脚，过度关照，更不要揠苗助长、豪华包装、大肆炒作。只有最朴素最宁静的田园，才能长出最肥美的庄稼。
自由，自由，还是自由！——让理想自由高扬，让心灵自由绽放，让个性自由舒展，让思想自由飞翔，让每一位教师成为他自己价值和尊严最本色，也最灿烂的标志，而不是学校的“形象”和领导的“政绩”……如是，“名师”必然生机勃勃，且源源不断。
今天，我依然坚持我上述说法。并且，我还要补充几句——
应该说，“名师工作室”的领衔人都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情怀，而“名师工作室”的年轻人都有着内在上进心和自律精神。对这样的教育者，没有理由不信任，没有理由不放飞他们，让他们自由自在地翱翔！
最后，我愿分别以龚自珍和毛泽东的诗句表达我对“名师工作室”的期盼——我劝天公重抖擞，万类霜天竞自由！
文章来源 | 镇西茶馆
微信编辑 | 李中华 司君琪
微信监制 | 赵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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